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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安局长的人头被境外毒枭标价200万

发布时间:2019-10-13 03:58:56

公安局长的人头被境外毒枭标价200万

编者按:

6月26日,国际禁毒日。

19年前,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关于麻醉品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的部长级会议。提出“爱生命、不吸毒”的口号,与会138个国家的3000多名代表一致同意将每年的这一天定为“国际禁毒日”。对于改革开放不久的中国来说,那时毒品似乎离我们还很远。但19年后的今天,毒品问题正在或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。正值国际禁毒日之际,我们特别刊出这篇报道,是想警醒公众:毒品其实就在我们身边,其现实的危害已远远超出了常人的想像。

向春玲从未想到,毒品离她的生活竟然这么近。她去云南缉毒前线走了一趟之后发现,云南当地甚至整个国家,都正处在毒品的威胁之下。

“毒品离我们一点都不遥远,”中共中央党校的这位社会学教授说,“可不仅仅是什么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病。”

去年3月,向春玲原本准备到云南考察西部发展问题,但云南省一位省委领导向她建议:云南最值得考察的是毒品问题。

于是,她花了23天时间,走了云南与缅甸接壤的800多公里边境线,沿边境线考察了9个县市。最近,她正将考察结果写成一份内参。她说:“那里正在打一场禁毒人民战争。”

毒贩们藏着毒品,“一脚就跨过边境线”

向春玲从北京出发,到达云南与缅甸接壤的边境时有些吃惊。她没想到,边境线既没有铁丝拦着,也没有边防军站岗。甚至,所谓边境线,其实连条“线”都没有,只是在某些地方立一块界碑。

这条看不见的边境线,这边是中国云南,而另一边,便是属于金三角地区的缅北地区。那块土地上,种毒、制毒、贩毒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0多年前。

在美国国家缉毒署标有地理坐标的东南亚地图上,世界三大毒品生产基地之一的金三角地区,70%的区域在缅甸境内。有数据显示,目前每年经金三角地区贩运的海洛因已占世界总量的70%~80%,而其中超过80%来自缅北地区。

中国云南省正与这一区域接壤,边境线长达1977公里,山连山,村连村,公路通着公路。

有的地方,一个村子一半属云南,一半属缅甸。有的地方,两国之间仅一溪相隔,桥这头是中国,桥那头是缅甸。还有,一亩田分属两国。甚至,“一家两国”。向春玲见过一座村民的房屋正好坐落在边境线上,院子在中国,后面的住房在缅甸。

许多人住在边境线这一边,他们的族人、亲戚和朋友却住在那一边。他们常常走亲访友,“一脚就跨过边境线”。

向春玲特意挨着一座界碑照了张相。她面朝云南方向,一脚踩在缅甸,一脚踩在云南。

每年,估计有七八十吨毒品,就从她身后那个罂粟花开的地区,源源不断地流入她面向的这个国家。毒贩们藏着毒品,同样“一脚就跨过边境线”。

“这样的边境使堵截毒品变得十分困难,”向春玲说,“那边繁荣的毒品经济,对我们这边渗透得很厉害。”

数据显示,我国内地流通的毒品中,约70%来自金三角地区。

“有的村寨已到了村干部选不出来、老人去世后找不到送葬人的地步。”

因为紧邻金三角,云南边境首当其冲遭遇“毒”害。

从上世纪80年代起,随着国门打开,金三角的毒品开始成规模地流入国境。最初,这些毒品只是借道云南边境,经由广东,流向香港,再流向欧美等地。不过很快,云南边境也成了毒品消费地。

“在当地,不太熟悉的人递给你一支烟,最好别抽,因为很可能含有毒品,从此上瘾。”向春玲说。毒贩们有时用这种方式卖毒品。

向春玲亲眼见到当地因吸毒而家破人亡的一户5口之家,家里有4口人吸毒。丈夫因吸毒死亡,妻子被送进强制戒毒所,两个儿子也都吸毒,离家出走后下落不明。家里穷得只有四面泥巴墙,连床都卖掉了,灶也废弃了,只剩79岁的老母亲,独自守着一口棺材。老人的生活全靠村里人接济。如果村里人那天忘了送来食物,老人就得挨饿。

当向春玲掏出一张100元的人民币递过去时,老人紧紧抓着向春玲的手,不停地说着感谢的话。旁边的村民说:“让钱在老人家手里好好捏一捏!”

这样家破人亡的事件,当地并不鲜见。还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:

一位姓张的吸毒汉子,在不到10年时间里,先将妻子卖到外省,又将女儿卖到陕西,随后将惟一的孙子也卖掉了。紧接着田地出租了,房屋变卖了,直至最后,自己因吸毒过量死亡。

2004年一份调查数据显示,这位汉子所在的村子,共有村民150多名,而吸毒者竟有43名。在这些吸毒者中,一半以上的家庭破裂,80%的人负债累累。从2001年以来,有15人因吸毒而死亡,13人离家出走,给这个穷困的村子留下了6个孤寡老人和6个孤儿。

当地人告诉向春玲,一个家里只要有一名吸毒者,就会将整个家庭拖垮。毒瘾发作时,吸毒者六亲不认,甚至会拿着刀子向亲人要钱。一个村里要有几名吸毒者,整个村子会鸡犬不宁。

这样的吸毒者群体,在云南数目庞大。资料显示,截至2004年底,云南全省有吸毒人员6.8万余人。

向春玲前去调研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,这里四分之三的区域与金三角接壤,边境线长达500多公里,一州之地,吸毒人员竟超过2.5万人,平均每100人中有2至3人为吸毒人员。

在德宏州的陇川县,当地政府给向春玲出示的一份资料称,该县是“全省乃至全国毒情最为严重的县”。截止2004年11月,这个有着17万人口的边境县,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共有1万余人。平均不到20人中,便有一人吸毒。县里80%以上的村寨普遍存在吸毒现象。

在这些吸毒人员中,50%以上是青壮年,除极少数还能正常劳动之外,大部分劳动力都因吸毒变得游手好闲,无所事事。其中35%以上的贫困人口皆是由于家庭中有吸毒人员而导致。

当地人引领着向春玲参观了吸毒人员众多的村子,俗称“吸毒村”。

有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“吸毒村”,虽然紧挨着公路,但村里到处“破破烂烂的”,村里大多是木制平房,全村几乎没有楼房。进村的道路也是坑坑洼洼的泥巴路。

一个村民对向春玲说:“我们村连续8年没有喝过喜酒了。”

没有年轻女子愿意嫁到这里,而村里不少原有的已婚妇女也纷纷改嫁外地。吸毒人口陆续死亡,村里人口开始出现负增长。

翻开陇川县的吸毒情况统计表,在册吸毒人员超过1000人的乡镇,有6个,其中有3个乡镇现有吸毒人员超过1000人。而有两三百名吸毒者的村子,在当地比比皆是。

当地人告诉向春玲,上世纪80年代开始吸毒没有戒断的一批人,基本已经死亡。现在,新一批吸毒成瘾者也将在五六年后陆续死去。

“有的村寨已到了村干部选不出来、老人去世后找不到送葬人的地步。”该县一份官方资料透露。

向春玲不止一次听到当地少数民族发出这样的呼声:“救救我们的民族!”这个在陇川县有着4万多人口的民族,每10人中便约有1人在吸毒。

全县吸毒人员每年要“烧掉”6000多万元,相当于该县2003年的财政总收入

当地政府修建了不少强制戒毒所、戒毒农场等戒毒机构。但彻底戒断毒瘾是个世界性的难题。

“生理脱毒相对容易,难的是心理脱毒。”向春玲说,“他们心里会特别地想。”

向春玲在一家戒毒所见到一个吸毒的女孩,骨瘦如柴。最初她因为好奇而吸毒。“刚开始吸的时候恶心、想吐,但过一会就感觉特别美妙。”她告诉向春玲。这已是她第二次戒毒。

访谈过程中,正好有干警抓获毒贩,他们拿着缴获的海洛因给向春玲看。坐在旁边的女孩便背转过身,闭着眼,努力不去看海洛因。

一位因失恋染上毒瘾的男青年,已是第三次进戒毒所了。为了远离毒品,他打算出去后带着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远走他乡。

还有一个23岁的男青年,三次戒毒都没有戒断,最后,他用一根铁链将自己捆了10多天,叮嘱别人不管见他发作时有多难受,都不要给他毒品。“毒瘾发作时,像许多虫子在啃咬骨头。”有吸毒者这样描述。但这个男青年愣是用这种方式戒断了毒瘾。向春玲见到了那条铁链,有手腕一般粗。

数据显示,当地戒毒人员复吸率高达90%以上。

吸毒人口耗费了大量“毒资”。如果按照每名吸毒人员每天平均消费20元毒品计算,陇川县一份官方报告称,全县近9000名现有吸毒人员每年要“烧掉”人民币6000多万元,相当于该县2003年的财政总收入。

按同样的标准,德宏州副州长柳五三也给向春玲算了一笔账,全州2.5万余名吸毒人口一年最少要“烧掉”1.8亿元人民币,而该州的年财政收入仅有3.65亿元。如果再将每名吸毒者周围4至7名隐性吸毒者算上,全州年财政收入还不抵被毒品“烧”掉的钱财。

更为恐怖的是,毒品注射常常与艾滋病相生相伴。

1989年,德宏州首次在静脉吸毒人群中监测发现了146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,截至2004年底,全州累计监测血清17万余人(主要针对高危人群),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8124例。“全州已经进入了高度流行期。”一份官方资料披露。

据悉,已经去世的艾滋病人给德宏州留下了500多名艾滋孤儿。

当地吸毒问题的复杂,远远超出了向春玲的想像。她没想到,一些吸毒人员之所以染上毒瘾,是由于当地缺医少药。

一位50多岁的吸毒老太太告诉向春玲,她吸毒是因为患了妇科病。这位老太太所在的村子里,25%的中老年妇女吸毒。这个村子所在的乡,共有2万多人口,却只有一名卫生员。

教育供给不足也是吸毒人员增加的原因之一。在陇川县,每年只能招收300多名高中生,但全县初中毕业生每年却达3000多名。另一个县的教育局长告诉向春玲,该县有18所初中,却只有两所完全中学,升学率仅为20%~30%。一份资料显示:“大量升不了学的初中生们,无就业门路,沦为社会闲散人员,这也成为近几年来新增吸毒人员的主要对象。”

“吸毒问题远比贫困问题更严重。”向春玲说,“它跟民族问题、艾滋病问题、医疗卫生问题、教育问题等相互交织。”

有时禁毒人员要戴着手套从毒贩的肛门中往外抠“毒蛋”

在向春玲的访谈对象中,有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,1949年前曾是当地望族的千金小姐。吸毒前家境殷实,吸毒后家徒四壁。村里人说,为了有钱买毒品,她一直在偷偷地零星贩毒。

在当地,像这位老太太这种“以贩养吸”的吸毒者占相当比例。事实上,这位老太太只是庞大的毒品渗透络中微小的一环。

她所贩卖的毒品,有一种可能,是境外的毒枭雇佣毒贩“人背马驮”,从深山密林中翻越边境,层层分销到她手中的。

向春玲在边境上看到两类极端的村子,一类是“吸毒村”,一类便是“背毒村”。1949年之前,这里边境的村寨便有着好几代人“背毒”的历史。直到现在,依旧有不少当地村民以“背毒”谋生。

向春玲见过因“背毒”而“致富”的村子。村里到处可见卫星锅和贴着

瓷砖的二层小楼。这样的村子,她只是悄悄进村看一看,可不敢找人访谈。

有媒体报道,云南临沧市有个叫班老村的村子,最猖獗时,几乎家家背毒贩毒。据不完全统计,截至2004年底,班老村村民因用背篓为毒枭运送毒品,109人被捕,33人被判死刑。

向春玲走了一趟临沧市。这个位于云南西南部的地区,与缅甸接壤的边境线长达200多公里。据公安部门掌握的数字,目前全国有十分之一的毒品来自云南临沧市。

从缅北地区通往临沧,有两条公路要道。除去密林里的“背毒”方式,毒贩们经由交通要道运毒也是花样百出:

有藏在高跟鞋里的,有藏在女性胸罩里的,也有藏在家具里、汽车顶部夹层、长途车厕所、汽车水箱里等等,还有毒贩将原始森林里砍下的原木挖洞或镂空,将毒品藏在其中。

而较多的是人体带毒。有些女毒贩将毒品藏在阴道中。有些毒贩则用避孕套装毒品,然后吞咽下肚。多的能吞下一两斤这种“毒蛋”,过境后到了目的地再吃泻药拉出来。

在一个检查站,缉毒人员告诉向春玲,有时这些人体藏毒毒贩子几天拉不出来,他们只好戴着手套从这些毒贩的肛门中往外抠“毒蛋”。

毒贩们还发明了狗体藏毒、液体藏毒等新花样,加大了查缉难度。

这里的缉毒人员凭自身的缉毒经验、训练有素的警犬以及一种X光人体检查机来对付这些贩毒手段。这种仪器能发现人体中藏有的“毒蛋”,“一扫一个准”。不过,当地缉毒人员告诉向春玲,现在毒枭们也正在改进技术,防警犬,防检查机。

让缉毒人员备感头痛的是,毒枭们大量雇佣怀孕妇女带毒。根据我国的法律,这些挺着大肚子或正在哺乳的女人可以免除相应处罚,“即使抓住了也关不了,只能眼巴巴地把她们放了。”向春玲说。甚至有一些女人,为了贩毒而怀孕。

当地官员告诉向春玲,毒品是世界上商品利润率仅次于军火的暴利生意。

暴利刺激了大批“冒险家”。不仅许多当地人以此为业,从中谋取暴利,据云南省政府一份报告,来自外省和外国的毒贩也正越来越多地聚集到云南边境。

公安局长杨余,据说他的人头被境外毒枭标价200万元人民币。

许多毒贩都配有枪支。向春玲听说,一些毒枭按照多少公斤毒品配发多少枪支的标准来武装毒贩。

“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,但那里却有枪声,有流血。”向春玲说。

听当地人说,如果听到枪声,他们不会惊奇,知道肯定是发生了遭遇战。

临沧市缉毒英雄吴光林便牺牲在这样的遭遇战中。2004年8月30日夜里,他和两名战友在丛林中埋伏了两个多小时,等待情报中过境毒贩的出现。当两个黑影沿着山道走过来时,因怕误伤群众,吴光林便迎面上前大喊:“站住!我们是公安局的,请接受检查!”话音未落,黑影对准吴光林“砰”的一枪。

据说追捕了7天,行凶的毒贩才落。

向春玲在当地公安局调研时,有时遇到一些干警,几天没有洗澡,眼睛布满红丝。她问:“你们干什么去了?”对方回答:“昨晚通宵堵卡去了。”他们接到情报去堵截毒贩,刚刚从丛林伏击回来。

向春玲访谈缉毒人员时,有个规矩,访问侦察员不得询问其姓名。她知道,他们其实是“卧底”,是幕后的禁毒英雄。“卧底”告诉她,他们扮演各种角色,什么老板啦,经理啦,需要非常沉着,不能有一点心虚。在与毒贩“接洽”时,里声调稍有变化,都有可能引起毒贩的疑心。

有几位侦察员,向春玲在警局看到他们穿着警服,过几天,在别处碰见他们,就见他们正吊儿郎当地扮得像个混混,还朝她笑一笑。

向春玲去了设在缅甸境内的一个情报站。那是一个商铺,卧底人员正戴着斗笠在那做生意。陪同向春玲的干警就用暗语跟他们聊了几句。

“就像电影《小兵张嘎》里的西瓜摊老板一样。”向春玲说。

然而这样的工作,有着常人难以想像的凶险。从1982年以来,云南全省牺牲的缉毒干警有40多人,200多人负伤。

向春玲发现,因为压力大,这里的禁毒干警大多抽烟抽得很凶。

一位乡里的派出所所长说,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。不管是抓毒贩,还是抓吸毒人员,都有被袭击的危险,他们总是焦虑和提心吊胆。抓捕之前,他们处于等待、焦虑之中;抓捕失败,会感到沮丧;抓捕成功,又会处于极度的兴奋。

“下辈子一定不干这一行了。现在要能换行,马上就换,”这位所长私下对向春玲说,“不过只要在岗位上一天,就一定要抓毒贩,把吸毒人员抓到戒毒所去。”

德宏州公安局局长杨余,据说他的人头被境外毒枭标价200万元人民币。他的妻儿也分别被标价。一直有人劝他争取调到昆明去,但他对向春玲说:“我不能走,我走了,我手下禁毒的兄弟们怎么办?我要撤了,就是逃兵。”

想像中,这位有着20多年缉毒经历的英雄应该是个“高大,浓眉大眼,爱发脾气,走起路来大步流星”的人,但向春玲见到的杨余,个子不足1.7米,“脸黑黑的,憨憨的样子”。

这个汉子不怕独身一人出门。“我不怕,我的命比他们(指毒贩)硬,我能克住他们。”他说。

缉毒英雄没对向春玲说什么豪言壮语。吴光林所在禁毒大队的指导员,个子也不高,细眉细眼,性情温和,他对缉毒工作“有瘾”。“我对那些吸毒、贩毒的人有第六感觉。这是一种缘。”在单独访谈中,他对向春玲这样说。有人劝他换工作,他反问:“我不干这个干什么呢?”

从金三角流入国境的毒品,能被堵截的只占十分之一

金三角的毒品要经由云南边境流入中国,会遇到堵截毒品的三道防线:边境海关和边防部队巡逻是第一道防线;内线交通要道边防检查站是第二道防线;省公安机关在出省的各机场、火车站、汽车站检查是第三道防线。此外还有流动检查。

检查站的缉毒工作虽然不像“堵卡”那么凶险,却很辛苦。向春玲在木康检查站看到,过往的货物车辆几乎都要被检查。既查是否有毒品从境外流入,也查是否有易制毒品的化学原料从境内流向境外。

一位检查站干警,家在40里外,已经两个月没有回家,即使儿子生病,也只是出外办事时顺便去医院看了一下。

一位检查站队长,7年没有回过四川老家探望父母。每年总想着趁儿子放暑假或春节回老家探望,但每次都因为人手紧缺放弃了。

因为毒品一旦流入内地,缉毒的成本会比边境高出许多倍。向春玲在这里常听干警们说:“我们多查一克毒品,就可以让内地人民少受一克毒品的危害。”

向春玲此行惟一采访到的一名被判死刑的毒贩,便是在第三道防线落的。此人是一名长途公共汽车司机,因为贩运八九公斤海洛因而获罪。从德宏芒市出发开往昆明的前一天晚上,他的情人将海洛因藏在汽车的水箱里。当车子刚刚开进昆明市汽车站,这位第一次贩毒的毒贩便看见缉毒人员向他走来。“我们肯定被人出卖了。”在监狱里,他对向春玲说。

数据显示,从1982年至2005年,云南全省侦破贩毒案14.6万余起,抓获贩毒人员19.5万余人,缴获毒品共计129吨。

然而当地有关人士给向春玲作了粗略的估算,从金三角流入国境的毒品,能被堵截的只占十分之一,其余大量流入内地。

“云南如果禁毒不力,内地将会‘水漫金山’。”向春玲忧虑地说。

“吸毒问题将成为继艾滋病之后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”

禁毒情况显然不乐观。

向春玲在临沧地区调研时发现,那种将人体内“毒蛋”“一扫一个准”的X光人体检查机,整个临沧地区只有一台。这台X光机放在流动缉毒车上,来回奔跑于临沧通往缅甸的两条主要公路之间。

毒贩们探听好情报,如果X光机正在这一条公路上检查,他们就从那条公路走;如果在那条公路上检查,他们又改从这条公路走。

向春玲问:“为什么不再买一台呢?”

她得到的答复是:买不起。一台X光人体检查机价值60多万元人民币,就连这惟一的一台,也是某国际禁毒组织捐赠的。

向春玲心里嘀咕:“如果我们发达地区少吃一顿黄金宴,把钱省下来多买一台X光人体检查机,能多禁多少毒品啊。”

一位卧底人员告诉向春玲,有一次他已经得到情报,计划扮作下家去与毒贩交接货物,但需要60万元现金。这笔钱不能走公费,他找自己的亲友借,结果只凑到28万元,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毒品贩子从自己眼皮底下溜走。

经费不足成为当地禁毒的瓶颈。

以德宏州为例,这个州年财政收入约3.6亿元,但年财政支出却达12亿元。政府财政中,能用于禁毒的经费,少得可怜。

全州所有公务员,被要求将工资的0.5%~1.5%捐出,用作禁毒。尽管如此,2005年初数据显示,全州所有强制戒毒所一次的最大收容量仅为8000人,只能收容全州约三分之一的现有吸毒人员。更别说这些戒毒所大多功能不全,设施简陋。在一些戒毒场所,只有寥寥几名医生和一些常规药品。陇川县15个戒毒场所中,只有6名医生。

“云南禁毒不是为它自己禁的,”向春玲说,“是为整个中国禁的。”

她认为,东部发达地区应该从资源、经费上帮助云南边境禁毒,针对当地的扶贫工作,也不要仅仅局限于经济上的贫困问题。

事实上,毒品问题早已出了云南边境,成为整个中国的社会问题。

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,中国内地逐渐出现毒品消费市场。最初,我国只有广东、福建、广西等个别省份有“毒情”。如今,全国除西藏还未发现贩毒案件之外,其余省市地区均已出现贩毒吸毒问题。全国2000多个县市中,已有80%以上的县市发现了“毒情”。

最新数据显示,截至2005年底,我国现有吸毒人员78.5万名,其中吸食海洛因成瘾人员70万名。

“我们全社会都要认识吸毒对个人、对社会、对国家的危害,否则吸毒问题将成为继艾滋病之后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。”向春玲断言。

在总结她的这次边境调研时,向春玲说:“我有告诉人们,云南边境正在发生什么,并且,与我们每一个人紧密相关。每一个人都处在毒品潜在的威胁之下。”

云南边境之外,这种威胁依旧存在。

尽管迫于国际社会和我国政府压力,近年来缅北地区原先大量种植罂粟的区域开始实行禁种,并替代以其他作物。但是,2005年2月,云南省禁毒委一份工作报告称,“境外毒品对我‘多头入境,全线渗透’的总体态势没有根本改变,‘金三角’毒品种植、加工规模不减。”

多年来,缅甸境内许多民族地方武装,由于缺乏经济来源,毒品成为其培植势力的主要财源。而近来“受缅甸政局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,缅北各民族地方武装组织暗中强化军事戒备,‘以毒养军、以军护毒’的格局更加明显,克钦邦第一、第二特区等原已实现罂粟禁种的地区又死灰复燃,一些毒品加工厂在生产加工海洛因的同时,开始大量制造冰毒等新型毒品,使金三角地区的‘毒情’形势更加复杂化。”

“边境那边,禁种区域偷偷种植罂粟,在当地是心照不宣的秘密。”向春玲说,“他们只是把罂粟种到更偏僻的地方,那里依旧有地下毒品工厂。”

“那20多天,是我心情最沉重的一次调研。”回到北京后,向春玲说。这位平常随和爱笑的女教授,翻看自己在云南的留影,发现自己竟然没有一张带有笑容的照片。

在她调研结束离开德宏州时,想起那里有一个叫户撒的地方,阿昌族语意为“佛祖的花园”。在海拔1000多米的高处,一块长26公里,宽4~6公里的平坝,清澈的户撒河从中穿过,成群的白鹭在河面上嬉戏,坝子两边是青翠的山峦。这里冬天油菜花开,夏日稻花飘香。但这个“佛祖的花园”却是德宏州受“毒”害最深重的乡镇。这时,她听到车里正播放着腾格尔的《天堂》。

“我爱你,我的家,我的家,我的天堂……”当歌曲这样一咏三叹时,向春玲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,哗地涌了出来,泣不成声。

同行的人不敢吭气,只是不断地递过去一张张纸巾。 本报 包丽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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